正文 一世之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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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据说,宋仁宗实在是不能够忍受臣僚之间“三天一大吵,两天一小吵”的争闹,索性免去了滕子京天章阁待制的官位,再将他贬到岳州这个穷乡僻壤,心想,这下耳根该清净了吧!这就是《岳阳楼记》中提到的“庆历四年春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的来龙去脉。不久,范仲淹也被贬到了邓州。

    提起《岳阳楼记》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范仲淹。范仲淹是怎么写出《岳阳楼记》的呢?原来,宋仁宗把滕子京贬到岳阳后,并没有颓废下去,这小子决定干一件大事,修岳阳楼。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岳阳楼给修好了,等范仲淹被贬到邓州时,就让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。于是,一篇千古流传的佳作《岳阳楼记》就诞生了。

    那么,《岳阳楼记》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?其实,说白了,就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。我们不禁要问了,都是被遭贬的官员,要说安慰也应该先安慰自己,怎么范仲淹倒“俨然成为一长者”了呢?我们先来对范仲淹做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    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范氏家族,苏州范家的先祖范隋在唐懿宗时代是一个小小的县令,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在吴越王钱俶的幕府里做事。后来又在徐州的武宁军节度衙门担任“掌书记”之职,也是一个当官的,不过官不大。

    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怀上范仲淹的时候,据说曾去观音菩萨的塑像前问卜,这就是关于范仲淹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的典故来源。当时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,范墉问当时的主持,说我夫人腹中怀的是男孩儿是女孩。主持的回答很有意思,说是一个男孩,并且将来会做大官。范墉又问,那能做到宰相的位置吗?主持说,不能。范墉说那做不了宰相,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夫吗?主持说做大夫还不如做官保朝。还别说,后来范仲淹真的是如主持所说。这样说来,这个主持乃神人也,可以未卜先知。其实,这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,谁知道是否真的有此事。不过,也并不奇怪,因为,在古代向来牛叉人物的出生都是非同寻常的。比如陆游,就跟天相扯上了关系。

    然而,很不幸的是,范仲淹在他两岁的时候老爸就死了。没有办法,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呢?古时候也流行改嫁这玩意,范仲淹的母亲从苏州吴县改嫁到长山朱姓人家。现在母亲改嫁了,那范仲淹就有新爸爸了,不仅如此,范仲淹的名字也改了,叫朱说。

    范仲淹到了新爸爸家日子过得很不好,不但吃得不好,穿得也很差。你说物质上穷点没关系,人家吃一顿你也吃一顿,不过是好吃与不好吃罢了,可范仲淹这个“没爸的孩子”还要遭受精神方面的歧视。由于营养不良,范仲淹身体很瘦弱,就跟电线杆似的。这样的身体人家不欺负你欺负谁?现在,范仲淹更要想暴力反抗是不可能的了,唯一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发奋读书。所以,范仲淹走的路线跟天下文人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好在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的朱家是江南的大户人家,族中就有学堂。都说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,这“没爸的孩子也像一根草”,虽然范仲淹可以跟朱氏子弟一起读书,但他的生活境况更加糟糕。很多时候连喝稀粥都成问题,为了能节省,范仲淹想了一个好招,早上的时候把粥熬好,等粥凉下来后再将它分为若干块,每次取一块来充饥。然而,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范仲淹从没叫过苦,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载,“昼夜不息,冬月惫甚,以水沃面……人不能堪,仲淹不苦也”。范仲淹读书是“昼夜不息”,实在感觉太疲倦的时候,就用冷水洗脸,这样的苦很多人都不能忍受下来,范仲淹却说不苦,只要有书读就行。

    欧阳修在《范公神道碑铭并序》中,说范仲淹是“公少有大节,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这说明范仲淹从小就有志于天下,在他10多岁的时候,就跟朱氏族中的一些兄弟中举为学究。

    什么是学究呢?这个源于唐代的科举制度,其中有“学究一经”这一科,而应这一科的考试的就称为学究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载,“仲淹泛通《六经》,长于《易》”。对范仲淹而言,通过这一科的考试那简直是轻而易举了。实际上,通过这样的一科考试,范仲淹不过是获得了“学究一经”的头衔名或者说身份,只有考上了进士才能授官。但是,因为范仲淹有了这么一个头衔,他就有资格去谒见一个当时很有名气的人,此人素有贤名,就是谏议大夫姜遵。

    关于范仲淹见到姜遵时的情形,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有记载,“遵素以刚严著名,与人不款曲,众客退,独留仲淹,引入中堂,谓其夫人曰:‘朱学究年虽少,奇士也。他日不惟为显官,当立盛名于世。’遂参酒赐坐,待之如骨肉,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。”

    当时跟范仲淹一起去见姜遵的有不少人,这个姜遵好眼力,其他人都看不上,对范仲淹却是赞誉不已,还将他单独留了下来,对自己的夫人说,范仲淹是一个奇才啊!此人定当成名于世。有了姜遵的推崇,范仲淹从此在乡里是声名鹊起,经过范仲淹的不懈努力,在大中祥符五年考上了进士,获得了做官的资格。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,大中祥符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,北宋使用这个年号总共9年,即1008年~公元1016年。

    范仲淹考上进士后,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。这个做官虽然不大,但至少能让生活条件改善不少。于是,范仲淹做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。后来,在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,范仲淹改姓还宗,名为“范仲淹”。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,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,备受刺激,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自强不息的范仲淹决定脱离朱家,自立门户,等到自己学业有成,再接母亲归养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范仲淹内心的那种悲恸的心情,年少的他流着泪离开朱家,独自一人外出求学。后来范仲淹考中功名,实现了他自立门户,再接母亲归养的承诺。

    范仲淹一直很崇尚节约,在他为官初期,曾担任过一些肥缺,比如,监泰州西溪盐税、监楚州粮料院等,他没有乘机敛财,反而还用自己的俸禄资助其他人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,“其后虽贵,非宾客不重肉,妻子衣食,仅能自充。而好施与,置义庄里中,以赡族人。”范仲淹在生活上,只要不是接待客人,几乎是不会吃肉的,一家人的消费水平控制在最低。将省下的钱用来置办义庄,这个义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慈善机构,用于救助族里的贫困孤寡。

    通过以上的描述,我们对范仲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现在,我们回到文中开头说到的那件事上。庆历四年,即公元1044年,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被贬官到了巴陵郡。要说这个滕子京可是相当的了不得,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经常为讨债而发愁吗?这事要是让滕子京去讨,对他而言绝对是小儿科。

    《涑水纪闻》中说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,讨来的钱有一万缗。以前,别人讨不回来的债,现在滕子京给讨回来了,有了这样一笔钱,修岳阳楼就不在话下了。当然,你别以为滕子京就是一个只会“讨债”和“搞建筑”的“不务正业”的官,他到巴陵郡后,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,仅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“政通人和,百废具兴”的效果。王辟之在《渑水燕谈录》中这样评价道,“庆历史,滕子京谪守巴陵,治最为天下第一”。

    在这里,有两个问题便出来了——

    1.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。

    2.范仲淹为什么要写《岳阳楼记》。

    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。按照司马光的说法,是因为滕子京贪污公款。据说,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府期间“费公钱十六万”,如此在任上“用公使钱无度”肯定会惊动朝廷。于是,朝廷便派人来查。滕子京很聪明,一听说朝廷要来查他了,便将所有账单票据全部销毁。根据《涑水记闻》的记载,“使者至,不能案,朝廷落职徙知岳州”。这样一来,便没有证据了,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,不能够定罪法办,只好以“调动工作”为名,实为贬谪,将滕子京从繁华的泾州调到偏僻的巴陵郡。

    滕子京被贬后为什么要修岳阳楼呢?有人说滕子是为了炫耀政绩,你看,你把我贬到这么个破地方,我滕子京依然能够治理得“政通人和,百废具兴”,没说的,两个字“我牛”。也有人说滕子明着是修岳阳楼,实际上是变相的贪污。《涑水记闻》中记载,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,筹资“近万缗”,“置库于厅侧,自掌之,不设主案典籍,楼成,极雄丽,所费甚广”。滕子京为了修岳阳楼,他想了一个法子,由官府出布告,让那些债主拟一份名单,注明有哪些是赖账之人,由官府出面催索,催讨回来的钱用于重修岳阳楼。滕子京拿到这笔钱后,自己掌管这笔钱,既当会计又当出纳,还当包工头。如此一来,他总能从中捞到不少好处。

    如果上述观点属实,那滕子京可真的是一位高智商的贪官。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。首先,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只是一部笔记而已,不是正史,可归纳于“野史”。这样的书籍所记载的事情可信度并不高。

    另外,书名中的“闻”字,乃见闻,说白了就是司马光从别人那里听说而来的。《涑水记闻》中关于滕子京“以公款馈赠游士故人”和借修岳阳楼“自入”只是由君贶所说,这个君贶就是指王拱辰,王拱辰是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反对派中的人。按照政见不同,难免会有肆意弹劾之嫌。史书记载,“时杜衍、范仲淹为政,多所更张,拱辰之党不便”。王拱辰很讨厌范仲淹,总想着找机会扳倒他,但一时也没法,所以就拿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开刀。

    大家可能要问了,那王拱辰跟滕子京又没有仇,干嘛要这样诬陷他,就算要诬陷也应该诬陷范仲淹,范仲淹才是其政敌。这个问题很好回答,范仲淹跟滕子京是同科进士,两人关系一直甚好,交往密切。有这样一层关系,你说,滕子京能逃得过王拱辰的诬陷吗?

    其次,根据《宋史·滕宗谅传》记载,对他的评价是“宗谅尚气,倜傥自任,好施与,及卒,无余财。”滕子京是一个做事潇洒,率性而为“好施与”的官员。他在任期间还兴办学堂,这可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的好事,“所莅州喜建学,而湖州最胜,学者倾江、淮间。”更何况,一个死后“无余财”的人,他会是一个贪官吗?

    因此,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便有了答案,实乃因为范仲淹所进行的“庆历新政”遭到反对派的忌恨,进而牵连到滕子京。换句话说,这是政治斗争中敌我交锋的表现。

    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。滕子京让范仲淹给岳阳楼写记,曾给他寄去了一封信,名为《求记书》,并绘制了《洞庭秋晚图》随记书一并寄出,以便范仲淹寻找到写记的感觉。范仲淹看到后,灵感如泉,《岳阳楼记》便在邓州诞生了。因此,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并非在岳阳所作。

    滕子京到了巴陵郡后,心情很糟糕。对此,范仲淹在《过庭录》中有记载,“自庆历谪巴陵,愤郁颇见辞色”。在岳阳楼建好后,按理说滕子京应该高兴才是,但他却说:“落甚成?只待凭栏大恸数场。”(《岳州府志》)这是什么意思呢?

    岳阳楼建成了有什么可喜的?只等着建成后到上面依着栏杆痛哭几回。由此可见,滕子京的心情是伤心到了极点。作为他的哥们,范仲淹怎能不担心?在这种情况下,范仲淹便写下了《岳阳楼记》。

    我说《岳阳楼记》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,其原因有以下两点:

    第一,借《岳阳楼记》对滕子京劝勉,告诉他要做到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其实,说白了还是心态问题,只要做到“波澜不惊”,就有“春和景明”之象来到。现在,岳阳楼在你的努力下修好了,你就想着登上岳阳楼,好好领略一下四周的风景,你一定会有“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”的感觉。兄弟,记着一定要做一个“喜洋洋”的人啊!

    第二,范仲淹算定《岳阳楼记》一完成,过不了太久,滕子京就会被重新重用。据说,《岳阳楼记》完成后,宋神宗看了《岳阳楼记》非常的高兴,皇帝一高兴,好事就要来到。过了两年,宋仁宗就把滕子京调到徽州任知府。

    你看,这范仲淹真是有“一世之师”的风范,一篇文章竟然改变了滕子京的命运,实在是让人佩服。如果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,不妨去读读范仲淹的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,相信一定会让你的心结打开,成为一个“喜洋洋”的人。

    2

    前面提到庆历新政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知道,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,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唐朝“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以及朋党之争”对朝廷的危害。因此,要想改变这种局面,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。当时的丞相赵普就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,他说,“唐季以来,战斗不息、国家不安者,其故非他,节镇太重,若君臣强而已矣。今所以治之,无他奇巧也,惟稍夺其权,制其钱谷,收其精兵,则天下自安矣”(《涑水纪闻》)。

    什么意思呢?简而言之,就是要将天下的兵权、财政大权、全部掌控在皇帝手中,强化中央集权。宋太祖听取了这个建议,并将之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,长达150多年。这样一来,中央集权倒是加强了,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,这就是 “三冗两积”。

    那么,何为“三冗两积”呢?即冗兵、冗官、冗费、积贫、积弱。赵匡胤即位后,第一件大事就是“杯酒释兵权”,将兵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同时,为了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侵入,北宋建立了强大的“雇佣军”。根据《宋史·兵志》的记载,北宋的“雇佣军”每年成递增趋势。如此一来,那军费支付就相当庞大了,北宋这种“重武轻文”的策略,无疑造成了“冗兵”之弊。

    在“冗兵”的同时“冗官”又出来了,由于害怕武将的势力过大,北宋采取重文官而轻武将的策略。因此,文官的势力相当庞大,他们不但掌握着财政大权,还掌握着兵权。那么,如何培养更多的文官呢?我们知道,古代读书人是靠科举制度而进入仕途的,这样一来,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录取人数。在这里做一个比较,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个录取比例的变化,在唐朝一年中最多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过才三四十人,而宋朝在一年中最多录取的人数达到三四百人,几乎提高了10倍,这是一点。

    另外一点,在唐朝考中进士后并不能立即授官。关于这一点,我在“古代知识精英心灵探秘”系列第一部里有介绍,这里不在累述。我们看看宋朝的情况,在宋朝,只要考上进士就可以立即授官。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,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广揽人才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群体。为了维护这个群体的稳定,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这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官。

    庞大的军费开支,官俸开支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,长此以往,如何不冗费、积贫、积弱?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决定厉行改革。那么,问题就出来了,由谁来积极推动这次改革呢?宋仁宗眼光独到,他看中了心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志的范仲淹。

    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,杜衍为枢密使,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。负责改革。当然,负责庆历新政的并非只有这几个人,另外还有蔡襄、余靖等人。庆历三年,即公元1043年,范仲淹不负众望,拟出了著名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奏章。这份奏章就是庆历新政采取的具体措施,其内容如下:

    1.明黜陟。比如,制定出新的官员考核政绩的制度,不看资历,看实际能力,并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官员,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。

    2.抑侥幸。比如,限制官员的恩荫特权,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。

    3.精贡举。比如,改革原来科举考试的死板形式及内容,把诗赋改为重策论,把明经科考试内容改为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。

    4.择官长。比如,朝廷派出专门的人到地方去检查官员的政绩,奖励有用之才,罢免无用之才。总之,在选派地方官时,要做到认真地推荐和审查,以防止冗滥。

    5.均公田。比如,均衡官员的职田收入,没有职田的官员,就按等级发给他们,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。对于职田多的官员,则减少他们的职田,防止和减少贪污。

    6.厚农桑。比如,朝廷降下诏令,要求各级政府大力兴修水利,大兴农利。

    7.修武备。比如,在京城附近召募强壮男丁,充作京畿卫士,用来辅助正规军。这些卫士闲余时就回家务农。这样一来,就可以节省给养之费。

    8.重命令。比如,删去一些繁杂冗赘的条款,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,然后再颁布下去,这样,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。

    9.减徭役。比如,针对户口减少,而老百姓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的情况,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。如此,徭役便减轻了。

    10.推恩信。比如,朝廷不定期向民间施予恩惠,并派主管部门进行监督,查看执行情况。

    范仲淹提出的这十条改革内容,宋仁宗看后非常高兴,同意实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。因此,到了十月的时候,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的“择官长”以及欧阳修的建议,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,选任了一批按察使,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。然后,范仲淹根据按察使提供的报告,亲自审核各级官员,见到不合格的,立即以笔勾去。当时,富弼就说,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。范仲淹回答说,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。足见范仲淹对新政严格执行的决心。之后,亲历新政的其他内容陆续得到实施。

    庆历新政的实施,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,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。因此,必然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,特别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,更是千方百计地欲置革新派于死地。更有甚者,以罢朝相威胁。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,宋仁宗下令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,将他贬到了邓州,并下令废止新政大部分内容。当然,那些参与了亲历新政的革新派中的人也一一被便到了地方上。这样一来,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失败了。

    现在,我们来看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。王夫之的观点是,认为宋仁宗在性格上有毛病,耳根子太软,既从善如流,也从恶也如流。一开始的后时候,他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,但是他改革过程中会遇到的阻碍认识不够充分。一旦遇到强烈的反对声就退缩了。一句话,宋仁宗就是那种首鼠两端之人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才导致了宋仁宗在位期间无所建树。

    其实,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如果改革会严重触及到皇帝的底线,肯定会遭受失败的。从范仲淹身上,我们看到了古代知识精英们无法逃脱的悲剧色彩,这是没有办法阻止的。包括王安石变法,他的结局也不是很好,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。

    3

    在北宋时代,有两次改革比较有名,一是庆历新政,二是王安石变法。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曾在主张改革的时候不畏权贵,跟那些反对派们进行斗争。

    在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的时候,范仲淹就因为主张改革而跟一些重量级别的人物交手。比如,宰相吕夷简。范仲淹为什么会跟宰相交手呢?原来,吕夷简内心是反对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进行改革的。他看到范仲淹这样搞,迟早一天他也会遭殃,还不如早点动手,把范仲淹给弄下课。那么,吕夷简到底在害怕什么呢?原来,范仲淹要拔掉他任宰相十余年来的政治风气和复杂的关系网。这个吕夷简在任期间,不但专横跋扈,排除异己,他的门生幕僚更是遍布很多地方,简直就是一个“大佬”,下面有不少“小弟”。前面我们说到“冗官”、“冗费”的弊端,这个弊端主要是显露于官僚阶层,要想除掉这些弊端,就必须要整顿吏治,而整顿吏治就必然会触及吕夷简的利益。

    吕夷简想了什么招来对付范仲淹呢?估计吕夷简懂得心理学,又或者会看相,他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杀伐决断,刚正不阿的人,要想对付这种人,你给他再多的金钱和美女,荣誉与地位都没用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忙,忙得不可开交,这样一来他就没时间和精力来关注革新朝政的事了。这一招绝啊!属于高智商者玩的政治游戏。于是,吕夷简就让范仲淹出任开封知府。这个职位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繁琐细碎的工作特别多。吕夷简原本以为他的这一计划是万无一失的,没想到他碰到了一个强悍的对手,这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的一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,改革朝政的事儿一点也没落下。吕夷简气得没法,说这范仲淹也太他妈的神了,难道吃了鸦片,精力这么旺盛?

    然而,让吕夷简更没想到的事,忙碌的事务不但没让范仲淹脱不了身,范仲淹还有精力进行有力的还击。他给宋仁宗呈上了一张《百官升迁次序图》,那么,范仲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?原来,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很具体形象的图画,在呈现给宋仁宗的时候,当着吕夷简的面,他指着这张图说:“皇上您看,像这样的晋升就是属于循序升迁;像那样的陡然晋升就是不合次序的提拔。”

    宋仁宗一听,似乎有些不大明白范仲淹到底想说什么?便问道:“这有什么问题吗?”

    范仲淹又说:“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正常的提拔,那么,那些不合次序的陡然升迁提拔,便是出于某人的私意了。”

    范仲淹还提醒宋仁宗,“官人之法,人主当知其迟速、升降之序,其进退近臣,不宜全委宰相”《李焘·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什么意思呢?做皇帝的应当将任命高级官员的权利抓在自己手中,不应该都交给宰相。一句话,还是加强中央集权。

    范仲淹的这个还击相当给力,范仲淹没有点名指姓的去说吕夷简的不是,而是借助百官图来告诉皇上现在朝政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宋仁宗不是傻子,一听就明白,吕夷简也不是傻子,范仲淹在宋仁宗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明说自己,但实际上就是在说自己。因此,吕夷简心里那滋味,简直比针刺还难受。

    不甘心束以待毙的吕夷简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,直接到宋仁宗面前说范仲淹的不是,说范仲淹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,神经质,别看他口若悬河,实际上就是一草包,没有真正的本事。范仲淹听说后,心想,你这个吕夷简也太玩不起了,那好,我也到皇上面前去说,不过,我是要以奏章的形式来说。于是,范仲淹就写了一份奏章,明确指出宋仁宗应当将朝廷大权集于一身,不能给宰相有以权谋私的机会。你吕夷简不是说我没真正的本事吗?我现在还要举例证明,做到我的观点有理有据,不是张口乱说。范仲淹说在西汉成帝时期,外戚王莽专权,弄得朝政乌烟瘴气,连皇帝都感觉到有危机了。为了解决这一的危机,汉成帝便问宰相张禹有没有什么办法应对。谁知这个张禹却说,没事的,皇上您不用担心,那王莽不足为虑,别听那些人瞎说。汉成帝信以为真,就放松了警惕。结果就出大问题了,王莽狼子野心,竟然篡权,西汉就这样给灭亡了。

    范仲淹的这份奏章简直就是一针见血,现在朝廷中就有像张禹这样的人,他们只为自己考虑,要宋仁宗保持警惕。吕夷简更是坐不住了,这范仲淹实在是太厉害了,得想办法把他弄出京城。但是,有什么办法能借皇帝之手弄走范仲淹呢?要说这吕夷可真的是简厉害,他从以往历史中选找到一个绝妙的办法,作为一个皇帝,最怕什么?最怕的就是做臣子的结党营私,势力做大。吕夷简就抓住这一点,给宋仁宗上书,说范仲淹勾结朋党,欲图谋不轨。宋仁宗一看这奏章,心里倒吸了一口冷气,是啊!幸好吕夷简提醒了我,要不等范仲淹这一帮人的势力做大了,那可就麻烦了。

    其实,范仲淹哪有勾结朋党,他开始一心一意为了革新朝政,为大宋江山社稷着想。可是,现在连皇上都不信任他了,等待范仲淹的命运就只有被贬出京城。

    范仲淹就这样被贬到了饶州。在范仲淹准备走的时候,没有人敢跟他送行。这是为什么呢?原来,宋仁宗将范仲淹的罪名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,并下令不得百官再议论此事。这些罪名有“私结朋党、离间君臣、越职言事”。意思是说范仲淹拉帮结伙,充老大,挑拨离间,小人行为,不顾身份,没大没小。

    本来正直不阿,一心为朝廷的范仲淹,却被吕夷简给污蔑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。这事谁看了都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现在朝廷不是不让百官再议此事么?偏偏有不怕事的就要跟范仲淹扯上关系。比如,同为天章阁待制的王质,他听说范仲淹要出发到饶州,就带上好酒好肉到范仲淹家住了几日。当时,有人好心的提醒王质,说现在你可是在风口浪尖上啊!小心人家告你结党营私,把你也一块儿给贬了。王质哈哈大笑,我怕什么?君子坦荡荡,范仲淹更是君子中的君子,如果我能成为他的朋党,那是我的荣幸!如果真有小人告密的话,我也要谢谢他,谢谢他给我一个“有罪”的机会。

    馆阁校勘尹洙更有意思,他上书给宋仁宗,自己揭发自己,说我也经常搞朋党这事,你干脆连我跟范仲淹一起给贬了吧!宋仁宗气得拍案而叫,好,你们有种,我就成全你们,一块儿贬。就这样,尹洙被贬到郢州。此外,替范仲淹说话的还有余靖、欧阳修等。

    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范仲淹遭贬,在宋仁宗下令不再言议此事的时候,还有人愿意替范仲淹说话?唯一的解释就是,范仲淹的品行和才能感染了不少人。说到底,范仲淹就是一个贤能的君子。

    4

    刚才说到范仲淹是一个贤能的君子。“贤”当然是指品行方面。那“能”就是指才能了。那么,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?对此,我试举几例加以说明。

    范仲淹任监西溪盐税的时候,他不但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,还解决了泰州地区海潮淹没农田的问题。其实,范仲淹不过是个负责收盐税的官员,这个问题本来不属他的职权范围,但他依然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,希望他能尽快修复海堤。

    张纶感觉到事情也挺严重的。因为,这个捍海堤是唐代所修,由于年久失修,现在的捍海堤已经是损坏严重,没有海潮的时候倒也相安无事,然而,一旦海潮泛滥时,捍海堤几乎形同虚设,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。于是,张纶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的县令,主持整个修复工程。

    在范仲淹的主持下,经过约四年的时间捍海堤终于修好了。捍海堤的修好无疑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,保护了农田和盐场,使得很多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自己的家园,原先荒废了恶田地,如今又长满了庄稼。当地老百姓为了感谢范仲淹,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。这说明了什么,简而言之,范仲淹不愧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。

    后来,晏殊请范仲淹去主持应天府学,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这个主持应天府学说白了就是让范仲淹当代课老师。虽说是代课老师,但范仲淹依然十分敬业,培养了不少人才。对此,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里有这样的描述“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,多其所教也”。你看,范仲淹多厉害,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才华横溢。像富弼、孙复、张载等人都是范仲淹一手培养起来的。此外,范仲淹地方任职期间,先后在兴化、睦州、苏州、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,为宋朝培养了不少经世济民的人才。这也难怪后来的苏轼要视范仲淹为偶像了,也难怪王安石评价范仲淹是“一世之师”了。

    范仲淹有一首很著名的词叫做《渔家傲》,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去无留意,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嶂里,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,羌管悠悠霜满地,人不寐,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    这首词大家再也熟悉不过了,是范仲淹在戍守边境时写的一首词。按理说,范仲淹只是一个文官,他怎么就跑到边境上去了呢?原来,在宝元元年,即公元1038年的时候,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国,并自称皇帝,脱离了宋朝的统治。西夏国建立后,便一直想着扩张领土。因为,他们原先的地盘太穷了,他们不想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。于是,元昊便调集了约十万得军马,侵袭宋朝延州等地。

    边境出大问题了,是主攻还是主守,朝廷上下是吵作一团。其实,一个小小的西夏国有多厉害呢?宋朝至于这样六神无主,惊慌失措吗?原因在于,这时的北朝已经很久没经历战事了,以至于边防年久不修,士卒战斗力急剧下降,再加上延州的守将范雍是一个无能之辈,延州北部的数百里的地盘,大多被西夏军夺去。

    宋仁宗听取了韩琦的意见,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。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,范仲淹挂帅至延州后,亲自到前线视察。这一视察不要紧,一察便发现了很多问题。比如,范仲淹发现士兵不但战斗力低下,作战排阵更是问题严重。此外,在后勤以及防御工事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。摆在范仲淹面前的就是一烂摊子,然而,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,韩琦却主张现在就进攻,给西夏人一点颜色瞧瞧。

    范仲淹表示反对,应当以防御为主。就连范仲淹的哥们尹洙也说,“韩公说过,‘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’”。尹洙的言外之意是说范仲淹太过于谨慎胆小,看来你真的不如韩琦啊!范仲淹回答说,“大军一发,万命皆悬,置之度外的观念,我不知高在何处?”这交战一旦开始,那可是既流血又要命的,我真不知道你说的置之度外的观念高明在何处?范仲淹说这话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,打仗绝对不能意气用事,否则会吃大亏的。

    庆历元年,即公元1041年,韩琦派大将任福率军在渭州跟西夏军队干上了,西夏军一时受挫,便开始撤退,任福也不管这是不是敌军的陷阱,下令穷追猛打,结果追到六盘山麓的时候,在好水川口中了埋伏。任福等十六名将领无一幸免,全部丧命,士兵损万余人。韩琦的这次反击以大败告终,他十分后悔没有听范仲淹的话。

    没过多久,元昊兵至渭州,为避免孤军深入,行军的速度较慢,夏辣误以为西夏军害怕,就命驻渭州的宋军主动进攻西夏军,结果元昊看准地势,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,采用断水放火的策略,将宋军全部干掉。定川砦战后,元昊大军士气更加高涨,觉得宋军简直是不堪一击,趾高气昂的进入渭州,将渭州洗劫一空,并放火焚烧后才撤军。

    宋军遭受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,使得朝廷大惊,这时才认定对西夏进行主动还击的路线是错误的,应该采取范仲淹的策略,以防御为主。于是,这时的范仲淹才真正的发挥其作用。

    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,范仲淹采取了修固边城、精练士卒、招抚属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。下面我们来看具体内容:

    1.修固边城。对于边境地区的防御,肯定少不了修筑城堡,建立军事据点这一项。对此,范仲淹的得力干将种世衡建议,在延州东北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。因为,这里地处要害,右可屏障延州,左可获得山西的粮食,北可以进图银、夏两州。

    这个种世衡可是一个相当牛叉的人物,他是大儒种放之的侄子,也是北宋一朝种家将的开山人。范仲淹发现此人有大将之才,且精通谋略,于是便提拔了他。事实证明,种世衡确实了不得,他不但能带兵打仗,还曾巧施离间计将西夏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旺荣、遇乞兄弟给除掉。

    范仲淹觉得种世衡的建议非常好,便采纳了,并派他率兵前去修筑。种世衡领命后,一边跟西夏军队作战,一边抢修城堡。为了解决城内缺水的问题,他出重金奖励凿井,没过多久便凿出了水。看着地下冒出清澈的井水,种世衡一时有了灵感,将城堡取名为清涧城。

    为了有充足的粮饷,种世衡大兴营田,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。另外。他还大力发展商贾贸易,如此一来,经济便越来越繁荣。同时,针对西夏游牧名族的特点,训练出了很多神射手。经过种世衡的这番努力,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。当然,像清涧城这样的城堡远不止一个。比如,永平、承平等十余处。

    范仲淹也没闲着,他下令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,并开辟营田数千顷,大力恢复农业生产。将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,这样方便管理。此外,范仲俺还建议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大顺城,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细腰城和葫芦泉城,将各州连成一片,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,一方有战事发生,可互相支援。

    就这样,在范仲淹的治理下,延州及周边地区的城堡变得十分的牢固。连西夏人都说,千万别再打延州的主意了,如今有范仲淹坐镇,此人惹不起。

    2.招抚属。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防御力量,范仲淹积极联合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的族部落,并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。

    3.精练士卒。这个很好理解,就是提高宋军的战斗力。为此,范仲淹举行了以此大阅兵,哪些将领有能力,那些将领没有能力,一目了然。有才能的自然能得到提升,像种世衡、狄青等有勇有谋的将领都是范仲淹发现并一手提拔的。

    为了补充兵源,范仲淹积极召募士兵。在经过严格有效的训练下,宋军不但战斗力加强,而且士气也倍涨。此外,范仲淹还训练了一支“特种兵”,直到北宋末年,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。

    通过以上三条措施的有力执行,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,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。当时,边境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:“军中有一范(即范仲淹),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足见范仲淹是多么的厉害,就跟金人被岳飞打怕了一样,只喊岳爷爷。

    而西夏由于长期用兵,造成国力空虚,已无力再发动战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宋朝跟西夏从庆历三年,即公元1043年开始议和,第二年便正式达成和议。

    我们说范仲淹在文治方面很厉害,比如推行改革——庆历新政,创办学堂——培养经世济民人才,没想到范仲淹在武治方面也是一个高手。范仲淹死后,宋仁宗追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,并赐其谥号为“文正”。在古代能有文正谥号的并不多,司马光就曾说过,“谥之美者极于文正”,足见范仲淹品行及才能。所以,我说范仲淹是一个贤能的君子一点都不为过。而且,我也们绝对有理由相信,如果范仲淹能一直呆在朝廷中央,他的作为一定更大。

    5

    庆历新政失败后,范仲淹先后被贬到了邓州、杭州、青州等地,最后病死于徐州。范仲淹得有肺病,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治好。特别是在徐州的时候,范仲淹的病情十分严重。

    当时的知州孙沔,在知道范仲淹的病后,曾竭尽全力找最好的大夫来医治范仲淹的病。范仲淹的哥们韩琦,富弼更是送医送药,甚至宋仁宗在知道范仲淹的严重病情后,还专门派人送来名贵的药品,希望能够保住范仲淹一条命。遗憾的是,此时的范仲淹已经病入膏肓,回天无力。

    皇佑四年,即公元1052年,范仲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,时年64岁。范仲淹死后,没有留下什么遗产,他的家人只能借官屋居住,略避风雨,实在是让人倍感凄凉。

    纵观范仲淹的一生,他大部分时间都流转于地方官的任上,只有在当参知政事的那段时间才算是进入了朝廷的内部决策层。换句话说,范仲淹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京城,在地方上“颠转流离”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被贬来贬去的古代文人,他独特的君子风范以及卓越的才能,影响很多人。比如——

    欧阳修在《范仲淹有志于天下》中这样写道,“少有大节,于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,常自诵曰: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也”。

    欧阳修认为,在志向方面,范仲淹是从小就有之,就算是“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”一起放在范仲淹身上,也不能改变他有志于天下的政治理想。为了勉励自己,范仲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,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也”。

    苏轼更是迷恋范仲淹到了这样的地步,说范仲淹的功德根本就不需要用文章记下来就能够昭显出来,范仲淹的文章,也不需要请什么名人来写序就能能流传千古。“公之功德,盖不待文而显,其文亦不待叙而传”(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)。

    据说,苏轼是范仲淹的铁杆粉丝,他从8岁的时后就开始崇拜范仲淹,到了55岁的时后依然崇拜。甚至还因为没有结交到范仲淹,说这是他的平生之恨。

    吕中认为在宋朝的牛叉人物中,以儒家为标准的范仲淹当属第一。“先儒论宋朝人物,以范仲淹为第一”(《宋大事记讲义》卷十)》。而朱熹则说范仲淹是“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”。

    王安石评价范仲淹是“呜呼我公,一世之师”(《祭范颍州文》)。

    王安石心情激动的用了一个“呜呼我公”,说范仲淹为当世的老师典范。自从韩愈《师说》以来,“师”字辈的人物并不多,王安石说范仲淹是“一世之师”,这个评价相当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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